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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卫斯理大学的语言:汉语助教刘鸿励谈语言学习、教育差异及通过教学和游戏搭建文化桥梁

《Argus》采访了卫斯理大学的汉语外国语言助教(FLTA)刘鸿励。她在卫斯理大学期间兼顾着教学和研究生学习的责任,体验到了美国文理教育的独特之处,并赞扬连打麻将也可以弥合文化差距。以下采访以普通话进行,并翻译成英文。受访者姓名按中文顺序,姓在前,名在后。《Argus》:可以先介绍一下您自己吗?刘鸿励:我叫刘鸿励,“鸿”代表远大志向,“励”意味着追求卓越。我的名字听起来有点像乾隆皇帝(弘历)。

我是今年的卫斯理大学汉语外国语言助教(FLTA),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二年级研究生。FLTA的角色对我来说像是实习,所以我在这里教学,同时完成我的研究生工作。我还要为北京师范大学写研究项目和论文。在卫斯理,我专注于教学,但我也将学生的学习经历整合到我的研究中。《Argus》:您为何申请FLTA项目,是什么吸引您到卫斯理大学?刘鸿励:我通过一个与北京师范大学和卫斯理大学合作的项目申请。

每年选一人,我在去年12月或今年1月申请。我选择卫斯理大学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的绝佳机会。卫斯理的项目在其他众多选项中脱颖而出,不仅是因为薪水,还有其学术环境。我非常欣赏这里的文理教育。虽然卫斯理大学较小,但资源丰富。例如,我正在选修一门课程“学习与记忆的神经科学”(NS&B320),班上只有大约五六个学生,导致个人化的教授关注。这也是我认为这个项目特别的原因之一:

我既是老师也是学生。我可以选修课程和参加学生活动。我的学生证甚至标识为“研究生”,这是一种在美国教育系统中的教学与学习的独特结合。《Argus》:您觉得这里的教育系统与中国的有何不同?刘鸿励:对我来说,最大的不同在于在中国,学生在上大学前就选择了自己的专业,许多人对其研究领域还不完全了解。而在卫斯理,学生有两年灵活选择课程的时间,然后再决定专业,我认为这非常好。另一个不同在于这里丰富的教育资源。

每位教授都有办公时间,我也为我的学生设立。即使只有一个学生来,我也会尽力帮助他们。我在参加自己的教授办公时间时也有同样感受。《Argus》:您如何描述在这里的教学经历?刘鸿励:我的学生大多是一年级的完全初学者。从头开始帮助他们学习中文非常有成就感。他们经常问一些我们作为母语者没有想到的问题,比如我们为什么说“两个月”而不是“二个月”,当“liang”和“er”在汉语中都表示“两个”。

这些问题促使我更深入思考我们的语言规则以及如何调整教学方法。我的硕士课程[在BNU]是国际汉语语言教育及应用语言学,因此这些问题[我的学生提出的]帮助我完善教学方法。实际的教学经验至关重要——没有它,理论就只能停留在抽象的层面。《Argus》:您希望在这一年中,您和您的学生都能获得什么?刘鸿励:我希望我的学生不仅仅学会语言,还能对中国文化产生真正的兴趣。

我小时的梦想不是当老师,但通过在BNU的学习,我渐渐喜欢上了它。我希望[我的学生]喜欢中文,并能舒适地使用它进行交流。我相信学习中文会为他们打开新世界的一扇窗。如果我可以帮助他们取得任何进步,我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课外,我们每周四中午在Boger Hall举行中文语言桌,星期五下午4:30在Fisk Hall举行像麻将这样的活动。

我认为卫斯理有一个很好的中化氛围,尤其是最近的中秋节,我们有月饼、茶、艺术表演,我还弹了古筝。我没想到在卫斯理这里能找到一把古筝。回到你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即时目标是完成我的论文。这次实习算作我的毕业学分,所以我需要完成一份报告和论文。但除此之外,我希望遇到并已然面对教学中的挑战,并从中成长。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教学,因此这段经历及我与学生建立的关系都是无比珍贵的。《Argus》:

这次实习结束后,您有何计划?刘鸿励:我年轻时想当外交官。我一直对国际事务充满兴趣。我现在将教育视为一种“微观外交”,因为这里的课堂互动是一种国际交流。将来,我希望返回中国攻读博士学位,并成为大学教授,继续我对教学的热情。《Argus》:总体而言,您在卫斯理至今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如何?刘鸿励:卫斯理为语言教学提供了优秀的资源,对FLTAs的支持很好。

我们的住宿设施齐全,提供了所有必需品,每个我遇到的教授都非常平易近人。我特别感谢[东亚研究学院的实践助理教授]刘孟骏和[汉语访问教师]梁崇毅,他们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给了我指导。《Argus》:您在米德尔顿有喜欢的活动或地方吗?刘鸿励:有!你去过大街上的玩具店吗(Amato’s 玩具和爱好店)?那像是一个小天堂!每次我去,总会买一个玩具。他们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即使作为研究生,我仍然喜欢那些小玩意儿。

《Argus》:谢谢!(“谢谢”用简体中文)
这次采访是从普通话翻译成英语,并经过编辑以适应长度和清晰度。